对于年愈八旬的世界级建筑大师贝聿铭来说，即将矗立于北京西单的中国银行总部大厦很有可能是他的“收山”之作。
这位笑眯眯的、看上去十分谦和的老先生，骨子里却尽是锋芒。他最擅长以惊世骇俗之作来回击批评家的诘难，从未打过败仗。
10年前，他把一个玻璃金字塔搬到了法国人的“圣地”——巴黎卢浮宫，被人扣上了“破坏法国文化”的帽子。可是，这位美籍中国人不卑不亢，挺直了腰板。终于，傲慢的法国人被折服了，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当之无愧地成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建筑作品。
在这位大师不平凡的人生旅程里，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
波士顿的三合一教堂是这个城市最精美的古建筑，为维护其景观、控制教堂四周的建筑高度，波士顿人曾经把官司打到了美国最高法院，可是贝聿铭所领导的事务所硬是在它的一侧盖起了一幢60层高的摩天楼。当这幢大楼揭开了神秘面纱的时候，波士顿人虽满腹牢骚，还是接受了它——大楼简单得惊人，通体玻璃幕墙，透明得让人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大楼如同一面镜子，三合一教堂被映照其中，变成了“两个”……他又成功了。
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大厦也同样一波三折。1985年贝聿铭在设计这幢315米高的大楼时，迷信风水的香港人认为它是不吉之物，硬说大厦像个三棱的刀，周围的居民竟在家里装上了反光镜，声称要把这个“刀光”挡回去……可是，最后他们不得不承认，这幢大厦蕴含着一种高贵的气质，在香港这座“钢筋森林”的城市里，它流光溢彩，理所当然地成为“东方之珠”的标志性建筑。
也许是来自与中国银行的特殊感情——1918年，贝聿铭一岁的时候，他的父亲贝祖诒创立了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几近古稀之年，贝聿铭又在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大厦的设计中，获得巨大成功。所以，当他收到在北京西单设计中国银行总部大厦的邀请时，并没有太多的犹豫。老先生不顾年迈，揣着图纸来了。去年5月，还亲自到北京考察工程进展。
但是，在许多建筑行家的眼里，这实在是一次冒险的举动。因为，这个工程位处北京历史悠久、规划布局完整的明清古城之内，并紧邻中南海、故宫。中银大厦能与这些重要的建筑物以及古城的整体氛围融合吗？
中国银行总部大厦目前建筑结构已经封顶，正在进行紧张的内外装修。
“它的层高不能太高。这块地很近天安门，不能造高楼，这是我自己最早时对谷牧副总理说的。同时，这块地那么大，大了以后看起来好像不太舒服，所以唯一的办法是里面挖空，做一个花园。”贝聿铭前不久在接受香港一家电视台采访时，谈到他对中银大厦的设计构想，“我们中国园林是很杰出的，所以我希望有民族性的风格，不是在这个房子上面做文章，而是在花园里面做文章。”
贝聿铭进一步阐述道：“如果想把中国的气派摆进新的高楼怎么可能？中国以前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我索性加上玻璃瓦。”
在西单路口西北角，贝聿铭式的“充满激情的几何结构”出现了。“它的尺度是很能使人震撼的，南面和东面两个入口各宽54米，高9米，进深14米，上面的10层是用两榀两层高的巨型钢架托起来的，下面一根柱子也没有。”配合贝聿铭工作的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副总建筑师寿震华说：“在这一设计中，贝先生考虑了民族形式，不过他没太强调。如四季厅庭园的做法、屋顶上的漏窗、大厅里的圆洞。这些最简洁的手法，使人感到有东方味道。”
这幢建筑尽量把高度控制在45米以内，以显示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尊重，而在建筑的西部及离长安街稍远的北部，高度达57米，表现出建筑师为业主利益考虑的“聪明”。
仍然有评论者对这个设计提出批评，认为它很难与周围建筑相协调：中银大厦东部的大斜墙，将不开一面窗户，这可能使现已建成的华南大厦、首都图书大厦的立面显得过于繁琐。
最要命的问题还在于：在历史文化名城的中心地区建造大型写字楼合适吗？这样的建筑物如果不加限制大量涌入在人口、交通等方面已不堪重负的古城区，一方面将直接危及古都风貌，一方面又加剧了城市的交通拥堵；而为缓解交通，政府又不得不斥巨资拓宽道路、加密路网……如此大拆大建、循环往复，历史文化名城的最终命运就不难想见了。
当然，这个问题的存在，与城市的总体发展战略有着密切关联。但是，作为一位世界级建筑大师，贝聿铭身肩着一份无法推卸的责任。
显然，贝大师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接受香港媒介采访时，他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之中：“老的、古老的东西，你不保留一片是不行的，譬如说四合院，你这里一个王府，那边一个王府，当中造了高楼，如果搭配不得当，就破坏了。所以保留古城市是很值得研究的。”
可是，中银大厦会不会是“两个王府之间”的那幢“搭配不当的高楼呢”？
贝聿铭还提出过一个著名观点：古城区的新建设项目必须慎重，应该像织补衣服一样，要补得让人看不出来。
那么，中银大厦会成为一块不错的“补丁”吗？
20多年前，贝聿铭回到了阔别40多年的祖国，接受一项饭店的设计业务。那时他作出的选择与今天却是大相径庭。
一位领导人建议在长安街附近设计一个高层旅馆，贝聿铭拒绝了，而是决定在远离城区的香山设计香山饭店。后来，他在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节目里谈到了这件事情：“北京有北京的风格，我不愿意破坏这个风格，所以我就跟领导人说，要我在长安街造一个20层的旅馆我不能来，不能做，不是建筑方面不可能，我觉得会破坏北京的环境，尤其是故宫附近不能造写字楼，这一点我是肯定的。所以说，我也劝他们，高楼是可以做的，但要做得远一点。”
在香山饭店的设计中，贝聿铭获得的权力在其建筑生涯中恐怕也是罕见的。他不仅能够决定建筑的选址，而且仅仅为给饭店里一个小型水泥广场增姿就提出将云南石林230吨尖柱形岩石纵穿大半个中国运到香山，也得到首肯；庭院铺地的卵石虽在北京也有，但为追求一定的颜色和一定的直径，长途跋涉到山东长岛挑选，运到北京后，一个卵石相当于一个鸡蛋的价钱。
种种因素，使香山饭店的造价高得惊人，平均每一个单间房就高达20万美元。而同样是中外合资的北京建国饭店，平均每一个单间客房造价才4万美元。
此外，在香山饭店的建设中，176棵存活数百年的大树被伐，也受到评论家的指责。
尽管如此，香山饭店还是为贝聿铭赢得了荣誉，它成为这位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少有的后现代派作品。虽然事后贝聿铭在国际建筑界声称：“记住我，但不是把我当成一位后现代主义者，而是给现代主义带来了新的生命力，并把它在原先位置上提高了一级。”但是，仍有人不依不饶地指出：事实上，香山饭店大大讨好了当时美国最具权威的后现代主义大师约翰逊，最终使贝聿铭获得饱含后现代主义水份的一项金奖。
也许评论家们太多了门户之见，而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香山饭店从建筑选址来说，体现了对历史文化名城的敬重，其设计风格也尽量实现了贝聿铭后来所说的“使中国建筑的老根发出新芽来”。在这个意义上，香山饭店所获得的奖项有没有什么“后现代主义的水份”倒是无关痛痒的了。
今天，真正值得提出的问题是，正在兴建的西单中银大厦与香山饭店的旨趣发生了严重的偏离——此处与故宫虽有一定距离，但并不算远。贝聿铭在这个“敏感”地段设计这样的建筑物，很容易让人想起他那句“故宫附近不能造写字楼”的断言。
一位权威人士猜测：贝大师今天之所以一改初衷，也加入到北京城区拆建者的行列里，是不是因为他看到大家都这么做了？
1985年北京市出台了市区建筑高度控制方案，提出以故宫为中心，分层次由内向外控制建筑高度。1991年至2010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也把建筑高度的控制作为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一项重要内容：“长安街、前三门大街两侧和二环路内侧以及部分干道的沿街地段，允许建部分高层建筑，建筑高度一般控制在30米以下，个别地区控制在45米以下。”
北京建筑高度控制方案的出台，贝聿铭认为应记上他的一份功劳。
“1978年我应邀再次访华，并在清华大学做了学术报告，我对听众们说，你们要更考虑周到些。那时，他们还没有建造什么，只有一些小规模的工程在进行，当然这不包括北京饭店，它太高了，而且我认为它的形式也不恰当。”贝聿铭在接受哈佛《亚太评论》杂志的专访时说，“他们应该考虑一下总体的影响，考虑一下像紫禁城这样的因素。对一个建筑师来说，周围的环境是至关重要的。我想我的话是起了作用，对此我一直十分自豪，那以后，在紫禁城附近的区域再也不允许建造高层建筑了。我想这是我最大的贡献。”
但是，随着新的建设纷纷在北京明清古城内“四面开花”，保护与发展的矛盾趋于激化，这个法规已显得苍白无力。事实上，大多数开发项目因经济利益的驱使，在建筑高度上严重突破城市规划的要求。恒基中心高达110米，已是规划限高的两倍多；“东方广场”大厦也因建筑高度等方面的问题遭到社会舆论的批评。
规划条件可以变更、缺乏刚性，还使建筑师们在具体设计中处于“两难”的状态：如按规划进行设计，开发商不满意，因为他们总是希望提高建筑的层数或容积率来获取高额利润；那么，按开发商的要求进行设计又会怎样呢？如果规划条件修改不了，又势必前功尽弃。
在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建设的主导方向是改造古城，城市的主要功能叠加在古城里，建筑师又被卷入了历史与现实的“两难”。从香山饭店到中银大厦，贝聿铭的“北京之旅”在艰难之中透着无奈。
“知”与“行”的统一，对一名建筑师来说，恐怕是永远的奢望。连贝聿铭也无法逃脱这样的宿命！
中银大厦真不该成为这位大师创作的终点，请听一听他发自内心的呐喊——
“中国的风格是要保护古城、古老的东西。新的东西出来一定是更‘世界化’，免不了。新的和老的应该分开来发展。”
“故宫！金碧辉煌的屋顶上面是湛蓝的天空。但是如果掉以轻心，不加以慎重考虑，要不了五年十年，在故宫的屋顶上面看到的将是一些高楼大厦。但是现在看到的是多么壮丽的天际线啊！这是无论如何都要保留下去的。怎样进行新的开发同时又保护好文化遗产，避免造成永久的遗憾，这正是北京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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